一个北方村庄的土地流转史：从“不愿种”到“想多种”
（农健/图）
2022年2月下旬，一条**性新闻在山东省邹平市明集镇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之间传开——同属明集镇的牛官村，在刚结束的第二轮土地流转竞标中，承包费最高被“拱”到每亩500斤小麦+1000斤玉米。以目前的粮食**折算，每亩约合2100元。这是一个让人咋舌的**，比该镇最早实行土地流转的柴家村高出将近一半。
尽管认为此**过高，但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承认，随着粮价上涨，近几年“包地”越来越“有账算了”。
“你一喊就是一千多，我还咋喊”
1980年代初，柴家村效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做法，将全村土地分到各户，实行俗称“大包干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一在初期曾极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经营模式，逐渐显现出弊端。将土地二次承包，让少数种田能手进行规模化耕种，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之路。
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，首次提出“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，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、农村农场、农民合作社流转”，我国农村新一轮土地**由此启动。
2014年，柴家村在全镇率先推行土地流转，通过“二次承包”，全村99%的耕地流转到11个种粮大户手中经营。
当时，全村只有两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，柴象河是其中之一，他之所以没将土地流转，是因为自家的承包地分在了地边上，实际亩数比纸面亩数要多，再加上他自己又开了一些地，如果参加土地流转，只能按纸面亩数分得承包费，就显得不划算。另一户的情况也是如此。
实际上，早在2014年那次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前，在柴家村，村民之间就已经自发进行土地流转。当时的背景是，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，村里的年轻**都到当地工厂上班，相比之下，种粮收益较低，越来越多的村民把地交给其他村民代种。
柴象鲁在本村“包地”已有20年历史，起初交给他种的，多是****等有工资收入的家庭。这些地无法连成片，耕种起来很麻烦，他最多时种过七块，加起来不过二十来亩。那时的承包费很低，一亩地只有二三百元。
2014年的那次土地流转中，参与竞标的只有十多户村民，最终分包给11户村民耕种，平均每亩地的承包费在1000元左右，当时是以货币计价，也就是说，在承包期内，不论粮价如何变化，种粮大户都得按这一**按时交纳承包费。
柴象鲁包的那片地“喊”到1150元一亩，全村最高，在全镇差不多也是最高的。
事实上，那次土地流转时，柴家村有的村民中标后又后悔了，转给了别的种粮大户种。有个村民交了一万元押金参与竞标，但一次也没有喊价。柴象鲁问他为啥不喊，对方说，自己原本打算300元一亩包下来，“结果你一喊就是一千多，我还咋喊？”
柴启荣说，首轮土地流转的第二年，由于玉米**大跌，包地的难以承受，村里曾一度下调了点承包费。
在那一轮的土地流转中，外村的种粮大户们纷纷抱怨柴家村把承包费喊得太高，连累他们各村承包费定得也高了。
然而，在5年之后启动的第二轮土地流转中，柴家村的土地流转**在全镇差不多变成最低的了。
种地“50后”
2019年，原土地流转合同的5年承包期到期，柴家村开始实行第二轮土地流转。这一轮包地时村里没有新人加入，而原来的11个人中有2人退出。柴象鲁认为，这说明到那个时候，包地仍不挣钱。
参与竞标的9人当中，包括柴象鲁在内，60岁以上的有2人，50岁到60岁之间的“50后”有6人，只有柴树旺一人在50岁以下。“进工厂没人要，又不想在家玩，只能种点地。”柴象鲁这样解释自己又包一轮的心态。
66岁的柴象鲁头发全白，他外出买肥料时，店主得知是他本人种地，常感到惊讶不已。
2019年新一轮土地流转竞标时，为了控制土地流转风险，按全镇统一安排，柴家村实行“实物计价，货币结算”的模式。具体而言，就是改变原来直接用钱计承包费的模式，代以小麦斤数+玉米斤数折算为货币作为承包费，
具体*作是这样：每个地块的承包**，在固定的每亩500斤小麦之外，加400斤玉米作为底价，参与竞标者以最少5斤玉米为单位加价，出玉米斤数最多者获得承包权，该做法被称为“明标”。
由于没有新人加入本轮土地流转竞标，为避免把承包费“拱”得太高，柴家村几个原承包户在竞标之前曾一起吃饭，约定各家各种原来的地，互相不再喊价。
不料，没有参加饭局的柴树旺成为“搅局者”，他先后与三个原承包户喊价，其中两块地的承包费抬高了100多斤玉米。有一个承包户当场就急了，质问他：“还让不让人种？”碍于情面，柴树旺没再往下喊。最后，他只得和本家的堂叔竞争一块地，并以500斤玉米的出价胜出。
那块地有160余亩，是由柴树旺的堂叔在上一轮承包时“喊”下来的，“喊”下来后，分了一半给柴树旺种，但承包合同上写的却是堂叔一人名字。由于一次小麦倒伏引起的保险理赔**，关系原本很好的叔侄从此成为**。
在柴家村之后实行第二轮土地流转的村，多采用“暗标”形式。具体做法是，参与竞标者在纸面上写上**，经过三轮，出价最高者中标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村民之间因面对面喊价而伤和气。
“一亩地挣多少钱他有数”
对于牛官村在本轮土地流转竞标中产生的承包费**，该村爱支部**孙志跃没觉得高。
孙志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牛官村于2017年实施第一轮土地流转，承包期5年，当时每亩承包价就达到500斤小麦+750斤玉米。2022年到期后，再次由村民竞标，流转地块的平均**为每亩500斤小麦+950斤玉米，最高的突破到了500斤小麦+1000斤玉米。
孙志跃说，本轮参与竞标的村民，基本仍是原来的承包户，“一亩地挣多少钱他有数”。在他看来，如果挣不到钱，包地的人也不会出到这个价。
明集镇今年完成土地流转的另一个村，耕地在竞标时也“拱”到与牛官村相近的**。
农民种地热情看涨，从其他方面也能体现出来。柴象鲁说，与柴家村相邻的一个村，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：村民A前几年包下本村耕地之后，将其转给了本村村民B来种，并由后者代交承包费，据说两人达成了口头协议，但没有签书面合同，原土地流转合同上，写的仍是村民A的名字。不料，随着种地效益看涨，村民A后悔了，今年想把地收回来自己种，但村民B不同意。两人由此产生了一场“抢”种风波——先是村民A漏出风声，表示今年不论村民B是否同意，待其收完小麦之后，自己强行收回，种上玉米。村民B听到后着了急，收完小麦之后，自己连夜抢种了玉米。
新的土地流转承包费计价方式，意味着承包费将随粮食**变动而变动——粮食**低了，承包费随之下降；粮食**高了，承包费随之上涨。不过，粮食**如何定却是个问题。
据多名种粮大户的说法，承包费粮食**由镇政府来定，通常比多数种粮大户实际所卖的粮食**要低，“偏向包地的人一点”。
事实上，在明集镇，同样是“实物计价，货币结算”，土地流转中所定的粮食**，就比政府**补偿（每亩地700小麦+800斤玉米）所定的粮食**要低。
在明集镇一位村支部**看来，牛官村的承包费能“拱”这么高，与承包费粮食**偏低有关。“要是实打实（按市场价）定，肯定包不到这个斤数。”
小麦**创新高
柴象鲁说，由于承包费高，粮食**又低，在第一轮土地流转时利润很有限，一亩地也就挣二三百块钱。
包地真正开始赚钱，是从近几年玉米**上涨开始的。
去年秋天，尽管柴家村遭遇历史罕见的涝灾，但是玉米最终还是实现了丰收。与此同时，玉米收购**继续上涨。在柴家村，种粮大户后期卖的玉米**，多在1.35元/斤以上。每斤比上一年能多卖两三毛钱。
对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来说，尽管化肥、**的**去年也在大幅上涨，但只要管理到位，保证产量，利润大增已是不争事实。
除了玉米之外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，多年来一直较为稳定的小麦**也开始上涨。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小麦**更是一路大涨，不断创下历史新高。
今年麦收前一两个月，柴象鲁发现一个反常现象：陈麦竟然卖到1.70元一斤，而往年这个时候，由于粮农、粮商要清库存，陈麦**只降不升。
后来，柴象鲁在网上看到，安徽、河南等地收获小麦较早的地区，新麦**普遍卖到了1.50元/斤，这个**比去年同期高了20%左右。
柴象鲁说，本地小麦即将收割时，有粮商在种粮大户群里吆喝收购小麦，**出到1.51元/斤，比去年涨了至少0.3元/斤，“还都不愿意卖给他”。
由于看好小麦**继续上涨，今年收割小麦之后，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大都选择贮存，等到**合适时卖出。而往年多是收完晒干就卖。
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经常说一句口头禅——“往多里捞摸”，意思是包地越多越划算。这是他们这些年来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。而在第一轮土地流转时，有人担心种不了那么多，喊下来后再分一半给别人种。
不过，与其他村一户动辄包几百亩不同，柴家村最大的种粮大户也只包了160余亩。村民孙思宝感觉不够种，而在本地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地可种，从今年开始，他尝试到外地包地种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自己在邹平东面的高密、平度包了两块地，一块一千来亩，一块七八百亩，收完小麦就过去，“那边承包费比这边便宜多了。”孙思宝说。
不过，无论是对牛官村的高达1000斤玉米的承包费，还是对孙思宝外出包地的尝试，柴象鲁均心存疑虑。他认为，粮食**不可能一直涨下去，将来一旦下跌，包地的风险就大了。
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罗雅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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